情绪调节对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以往大多数研究者集中探讨自我情绪调节（intra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视野转向与他人互动中的情绪调节，即人际情绪调节（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的研究。对于儿童来说，由于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自我调节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会倾向于在社会互动中选择主动寻求他人（例如父母、朋友）帮助自己调节情绪。 父母作为儿童重要的社会化对象，在帮助其调节自身情绪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随着儿童年龄增加，与朋友相处的时间增多，朋友也成为了其重要的倾诉对象。以往研究主要探讨单一调节对象（例如父母或者朋友）在儿童情绪调节中的作用，较少同时探讨父母和朋友两者在其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并不是所有儿童都会同时依靠父母或者朋友进行情绪调节，有些儿童可能会只依靠父母进行调节，有些儿童可能只会依靠朋友。那么，此种依靠不同调节对象进行人际情绪调节的程度差异会与儿童的心理适应之间存在何种关联？
基于此，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刘俊升教授团队开展了一项大规模调查，采用个体为中心（person-centered method）的方法，识别3-6年级的儿童在以父母和朋友作为调节对象时进行人际情绪调节上的程度差异的亚组。最终结果识别出了六个亚组，其中四个亚组主要体现在依靠父母和朋友进行人际情绪调节程度上一致的差异，分别为“极低人际情绪调节组”，“低人际情绪调节组”，“平均人际情绪调节组”，“高人际情绪调节组”，另外两个亚组在依靠父母和朋友人际情绪调节程度上分别存在差异，为“高父母-低朋友人际情绪调节组”，“低父母-高朋友人际情绪调节组”。
结果发现，“高人际情绪调节组”儿童所报告的抑郁和焦虑症状水平最低，同时拥有最高的自我价值感和生活满意度，其次是“平均人际情绪调节组”和“高父母-低朋友人际情绪调节组”的儿童。其他亚组的儿童会报告较低的心理适应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与“极低人际情绪调节组”类似，“低父母-高朋友人际情绪调节组”的儿童报告更高水平的抑郁和焦虑症状，同时其自我价值感和生活满意度也处于最低水平。如下图所示。
该研究首次聚焦于人际情绪调节过程的不同调节者（即父母和朋友），揭示了人际情绪调节在儿童中晚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该研究也从个体为中心的视角，揭示了人际情绪调节过程的“风险性”，如果仅仅依靠单一的不成熟调节者，可能并不能有效调节情绪。因此，父母应该需要在儿童中晚期阶段依然提供持续且有效的情绪支持，帮助儿童有效处理自身情绪。
本研究近期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Emotion (JCR Q1)。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2024级博士生廖龙越和2022届博士毕业生胡娜（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讲师）为共同第一作者，刘俊升教授为通讯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博士后Amanda Bullock（现任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心理学系助理教授）和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桑标教授为本研究作出重要贡献。此外感谢普渡大学人类发展与家庭科学系的博士生张可沁对本论文提出的宝贵建议。研究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4YJA190010）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4YJC190010）共同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