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丽娜
“所有不能将我们打倒的，终将成为一副盔甲，使我们更加强大。”众志成城，我们终将从疫情中走出来，重整行囊，收拾心情，与春天约会，向美好出发。就像1999年《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辞说的，“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
正视替代性创伤，走出内心的阴霾
很多经历疫情的人，在此后的较长时间里会出现容易发火、难以入睡、心浮气躁等症状，情绪波动也往往较大。因为目睹大量悲惨的和破坏性场景，受损害程度超过部分人群的心理和情绪的耐受极限从而间接导致的各种心理异常现象，被称为替代性创伤。
“替代性创伤”（vicarious traumatiza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麦卡恩（Lisa I. McCann）和珀尔曼（Laurie Anne Pearlman）提出。英格拉姆（Richard Ingram）和巴伦（Ian Barron）进一步指出，替代性创伤也被视为同情倦怠（compassion fatigue），指的是因卷入案主的创伤经历而产生痛苦，进而导致专业人员在情感层面和认知层面出现反应能力下降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人类具有强大的共情能力，通过观点采择和想象，可以将他人的痛苦投射到自己身上，产生亲身经历般的莫名感受。多次看到各地新冠肺炎患者承受的痛苦和恐惧，看到一些人无法救治，人们也能体会到强烈的痛苦。有数据显示，当遭遇灾难性事件时，个体越接近灾难现场，遭受心理创伤的危险性就越大。
作为目睹这一切的普通大众，应该如何克服替代性创伤呢？首先，需要正视负面情绪，觉察自己的情绪状态，也可以通过一些量表进行诊断。其次，理性分析负面情绪背后的原因，梳理和改变非理性信念。再次，尝试保持规律的作息，使生活回归现实，可以为自己安排一个工作计划，将精力投注在能及时完成的事情上。最后，加强人际互动，适当娱乐，通过宣泄的方式合理引导情绪，将注意力保持在积极的事情上。
疏解幸存者内疚，拥抱新生活
在疫情发生后，有一个长期的心理挑战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那便是幸存者内疚。幸存者内疚是指一个人认为在创伤事件中幸存的自己是有过错的。我们因为自己幸存而感到困惑和内疚，甚至宁愿自己也遭遇不幸。
英国心理学家约瑟夫（Stephen Joseph）认为，产生幸存者内疚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别人面临生命危险，而自己平安无事；第二，觉得自己没能做到某些事情，比如看到那么多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自己却无能为力；第三，曾经做过某些事，比如离开疫区，担心自己传染他人，或觉得自己“遗弃”了家乡的人。
在痛苦中幸存下来的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会带着希冀幸福地生活下去，相反，很多幸存者在灾难过后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会怪罪自己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做得还不够。还有更多的普通民众，因为身在疫区之外而幸存，但时刻为疫区担忧，并陷入幸存者内疚。该如何处理幸存者内疚呢？
第一，可以选择适度暴露，在同辈的鼓励下，当事人慢慢地分享，逐渐接受自己的道德冲突和内疚感，而不是简单地擦除记忆，或者将它们放在一边不去触碰。因此，如果幸存者内疚困扰着你，你可以尝试寻找一个安全的空间和合适的听众去分享，互助会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第二，学会自我原谅。过去的行为是无法改变的，无论你多么希望改变，你都只能接受这个事实，表达真心实意的道歉或忏悔，避免在未来发生同样的事情。
第三，通过行为，重新建立信任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善意的行为并收到他人的正向反馈，会帮助人们重建信任，相信自己仍然是善良的。
从积极的行动中获取力量
因为我们拥有改变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重建对生活的信心。行为引导态度，要改变悲观、消极的观念，就要积极行动。
暴露问题是好事，解决了，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一个健全的社会需要一套完善的运行机制，而身处其中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用实际行动来参与构建。这次疫情给予我们的警示和反思有很多，例如，增强人民监督的力度；开展更多的公共卫生安全教育；建立保护医护人员的法律与法规；保护野生动物，严格管控野生动物买卖，大力宣传食用野生动物的危害性；对慈善机构加强监督，慈善捐赠资金使用须规范和透明；多一点少儿科普，激发少年儿童的科学兴趣，等等。疫情过后，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从而获得积极的力量。